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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扣扣被执行死刑上百度与360热搜排行榜第一:临刑前对父亲说“
发布日期:2019-08-20 00:35   来源:未知   阅读: 次 

  原标题:张扣扣被执行死刑上百度与360热搜排行榜第一:临刑前对父亲说“爸爸 没事的”

  今天上午除夕正午为母复仇连杀3人的张扣扣,被执行死刑,刑前见家属, 对父亲说“爸爸 没事的”。

  7月17日上午,张扣扣被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前,陕西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安排张扣扣会见了其近亲属。陕西汉中中院向张扣扣宣告并送达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当日中午,潇湘晨报记者联系了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他称,执行死刑前见到了儿子,只说了“爸爸,没事的”。

  2018年2月15日,农历大年三十,除夕,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发生一起杀人案,致2人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南郑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南郑宣传通报,当天,该村居民张扣扣持刀将邻居王自新(男,71岁) 及其长子王校军(47岁)当场杀死,王自新三子王正军(39岁)被刺伤后抢救无效死亡。

  2018年2月17日10:55,汉中市南郑县(区)官方微博@南郑公安通报称,2月17日7时45分,犯罪嫌疑人张扣扣投案自首。至此,陕西汉中南郑区新集镇“2·15”杀人案成功告破。

  1996年8月27日晚7时许,张扣扣的母亲汪秀萍路过王家门前时,因过往与王家有矛盾,便朝被告人之兄王富军脸上吐唾沫,遂引起争吵。王正军闻讯赶到现场也同其母亲争吵,汪秀萍拿一扁铁在王正军的左额部、左脸部各打一下,王正军即从路边捡一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下,致张扣扣母亲当场倒地于当晚10时许死亡。当时13岁正在上初一的张扣扣和姐姐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法院认为,因王正军未满18周岁,且能坦白认罪,其父已代为支付死者丧葬费用,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对引发本案起因上有一定的过错行为,应当对被告人王正军从轻处罚。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7年,共赔偿9639.3元。

  张父回忆,除夕那天,早上九点左右,自己热了一碗饭吃,准备去山上拜祭祖先和妻子,走的时候儿子正在烧热水洗衣服。吃完饭后,张父便和大哥、三弟以及四弟张强(化名)的儿子去山上烧纸。大约中午1点左右,有人给侄子打电话说,张扣扣杀人了,叫他们赶紧回去。

  张强说,当时自己在家杀鸡,突然就听到孙子跑来说,“出事了,出事了。”他跑到马路上一看,张扣扣杀了人正往回家走。张强见状,便上前质问他:“你疯啦!今天大年三十,你搞出这事,你不要命啦!”张扣扣对张强说,“报22年的仇。”张强说,张扣扣当时哭了。

  张父称,儿子回国后一直在家里待着,基本不出门,每天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张父表示,父子俩在家交流很少,大约腊月二十左右,他说自己催儿子找个媳妇,儿子却表示,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并拿出了4万块钱,说以后都不要和自己说话了。

  张扣扣初中毕业以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出去打工。一年之后,乡里通知儿子去当兵。张扣扣姐姐称,弟弟从小就喜欢军人,听到此消息后就很高兴地入伍了。据张父提供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显示,2001年12月1日,张扣扣被批准入伍。2003年12月29日,张扣扣复员。

  儿子复原回家之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便去广州打工,“当保安。”张父称,儿子非常孝顺,在广州打工时,每个月都给他寄500块钱,“他当时的工资才一千多块,几年给我寄了一万六千五百多元。但他就是不怎么回家,每年过年都没回。”

  张扣扣姐姐坦承,母亲之死一直是全家伤痛,每每提及都会默然落泪,“我弟弟走这条路,有时候想想我心里好像也舒坦了...但他走这条路,把他前程都毁了,还不如不走呢...”

  2018年2月23日,张扣扣首次会见律师,见面时间整整5个小时,状态时好时坏,在谈及22年前妈妈“被去世”案件中的细节,他数度掩面大哭,称22年前记忆终身难忘。

  张扣扣:我当年确实只有13岁,但当时发生的事情对我刺激太大。我记得我妈被打倒后,我跪在地上,把她抱在怀里,我和姐姐都叫妈妈,后来我们拼命地叫,妈妈想说话又不能说,突然她想用劲时,她鼻子里、嘴里喷流出血来,我明显感觉到她喉咙处有血经过的声音,妈妈流着泪,就断气了。

  张扣扣:当时是还有一周要开学了,准备上铁峪中学初一,那天下午,我和妈妈、姐姐去村边的西干渠去洗脚,爸爸在家里喂猪,母猪刚下了小猪。我妈先下来,我和姐姐隔着十几分钟的样子,当我俩回到王自新家附近路上时,我亲眼看到,我妈已经躺在地上,王家老二(王富军,外号团长)和老三(王正军)两人用膝盖压在我妈胸口上,我和姐姐一看都吓哭了,我俩马上回家找我爸,我爸正在喂猪。

  我说“爸,人家快把我妈打死了,你还在家喂猪,你赶紧出去看看。”我爸就出去了,拉开还对躺在地上妈妈进行殴打的老二、老三。我爸就对他俩说“算了,算了”。

  我爸接着拉我妈回到我家门口,王自新又出来了,大声地说“打呀!往死里打,打死老子顶着”,在场的人都能听到。老三一听这话,就又来火了,又从他们墙边柴堆里拿出一根木棒,打了我妈。

  对于老二,我记得老二是一开始动的手,后来又和老三一起打我妈。后来妈妈就晕倒了,躺在地上。我爸又把我妈抱到王自新家门口,躺在地上,意思是让他们看伤(当时没预料到伤的严重)。我妈清醒了,又爬回我家门口。我爸让我和姐姐搬凳子出来,后把妈妈扶在凳子上,一扶就倒,出现了两次。我爸一看比较严重,又找来稻草、被子,让我妈躺在我家门口,我爸让我俩赶快叫舅舅来。等舅舅来了,天已黑了,这时妈妈已经不行了。

  张扣扣:腊月二十八,村电工因换电卡与爸爸产生了一点小纠纷,我和电工说听我的,别听我爸的,然后又劝我爸不要难为电工。因为这事,我爸还发牢骚,说我花了他的钱,又不结婚。我说两次修房子,我都把打工的钱拿出来了。后来我一赌气,取出4万元现金,在第二天,给了我爸。

  记者:据你父亲讲,案发当天,你曾提醒他关于煮鸡和第二天早上吃面的事,怎么突然就去做这件事了?

  张扣扣:这是我姐姐回来过年拿的鸡,在腊月二十九下午,我爸问我“明天除夕,咱煮这只鸡够吗?”,我当时说“你煮不煮跟我没关系”。我当时心里想,可能我也没机会吃了,但没跟爸爸讲出来。当时爸爸没有发现我说话有没有问题。我和爸爸很少沟通,也很少谈心。

  张扣扣:刚开始想直接自首的,但当天正好是大年三十,就想看看烟花,走小路绕了一圈,走到河滩上,把刀扔在镇上河水坑里,在新集镇河边草丛中睡了一晚上。这一晚我心里很平静,但没睡着。

  大年初一天刚亮,我走田间小道到大河坎江边上,一直走到下午1点,走了很远,腿都走痛了。中间我想回家看我爸一眼,走到邻居家隔墙听有人说话,感觉有很多人过来,我就翻墙跑了。后来我走坟地、河沟,又回到新集镇河滩上。初一晚上天太冷,我又到镇上邮储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旁待着,这个地方离新集镇派出所很近。初二7点45分,我就去派出所自首了。

  扣扣:我妈妈死后,我经常会想起她死的时候的画面,放不下,然后还有一些世俗的因素,毕竟现在人比较现实,以我目前条件也给不了别人幸福,就这样一个人过吧!至于女朋友,处过一个,2004年去广东打工后,2005年开始认识江西的一个女孩,她比我大几岁,我当保安,她当普工,处了两年,她让我结婚,我说这辈子可能不会和女的结婚了。但我没把我妈妈的事告诉过她。2007年我们分手了。分手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了。

  记者:据你的邻居透露,你曾说过王家在躲你,是否有过这个事?他们有没有主动找过你和解?

  张扣扣:这22年来,王家从未找人或直接向我们沟通过,没有说一句道歉话,也没有任何赔偿。可能原来他们没这个条件,但是他们现在过得很好。城里买了房,老大是南湖区管委会主任,老二也有正式单位,老三在西安有稳定收入。而且我感觉他们就是故意躲着我,也正是因为这个,才让我对他们的意见越积越大。另外,在这22年里,老三基本没有回来过,即使回来也是大年三十回来,转身就跑了。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死刑复核一案,近日依法裁定核准张扣扣死刑。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张扣扣宣告并送达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并于2019年7月17日上午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对张扣扣执行了死刑。检察机关依法派员临场监督。执行死刑前,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安排张扣扣会见了其近亲属。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1996年8月27日,被告人张扣扣家邻居王自新的三子王正军(时年17岁)因邻里纠纷将张扣扣之母伤害致死。同年12月5日,汉中市原南郑县人民法院鉴于王正军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张母在案件起因上有一定过错等情节,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七年,王自新赔偿张家经济损失9639.30元。此后,两家未发生新的冲突,但张扣扣对其母被王正军伤害致死始终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多年不如意,心理逐渐失衡。2018年春节前夕,张扣扣发现王正军回村过年,决定报复杀害王正军及其父兄,并准备犯罪工具,暗中观察,伺机作案。2018年2月15日(农历除夕)12时许,王校军、王正军兄弟二人祭祖返回行至本村村委会门前时,守候在此的张扣扣蒙面持尖刀朝王正军颈部猛割一下,连续捅刺其胸腹部等处数刀,并追赶惊慌逃跑的王校军,朝其胸腹部等处连续捅刺数刀,后返回再次捅刺王正军数刀,致王校军、王正军死亡。随后,张扣扣闯入王自新家,持刀捅刺王自新胸腹部、颈部数刀,致王自新死亡。之后,张扣扣使用自制燃烧瓶点燃王校军家用轿车,致车辆后部烧毁。张扣扣逃离现场后,于同月17日7时许到公安机关投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害人王正军伤害致死张扣扣之母的行为已受到法律制裁,但张扣扣却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多年不如意,在其母被害21年以后蓄意报复王正军及王的父兄,精心策划犯罪,选择除夕之日当众蒙面持刀行凶,致三名被害人死亡,且有追杀王校军和二次加害王正军的情节,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张扣扣杀人后为进一步发泄怨愤又毁损王校军家用轿车,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亦应依法惩处。对张扣扣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张扣扣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张扣扣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张扣扣被控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案,今天迎来了正式开庭。在我开始阐述辩护观点之前,请先允许我对逝去的三条生命致以最诚挚的哀悼,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今天我的辩护意见,不能在任何角度或任何意义上被解读为对逝者的不敬或挑衅,也不能在任何角度或者任何意义上被理解为对暴力的推崇或讴歌。

  英国早在十四世纪就确立了正当程序原则。其中内容之一便是:任何人在遭受不利对待之前,都有权要求听取自己的陈述和申辩。正是基于这一古老而朴素的正义理念,今天,我才出庭坐在了辩护席上;也正是基于这一古老而朴素的正义理念,今天,我们大家才得以坐在这里。

  我深信,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什么人,都应当依法保障他本人以及他委托的律师的辩护权利。这种保障,不仅仅是准许他说话,不应该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保障。这种保障,应该是一种实质上的保障,即:充分听取辩护意见,并认真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

  法律是一整套国家装置。它不能只有形式逻辑的躯壳,它还需要填充更多的血肉和内涵。今天,我们不是为了拆散躯壳;今天,我们只是为了填补灵魂。我的辩护共分为五个部分:

  时间必须回到1996年。这一年,张扣扣年仅13岁。汪秀萍,张扣扣的母亲,被王正军用木棒打死。母亲被打后,倒在了张扣扣的怀里。张扣扣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死去。

  在会见张扣扣的时候,张扣扣告诉我,有三个场景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令他终身难忘、时常浮现:一是王正军打他妈妈的那一棒;二是妈妈在他怀里断气的时候,鼻子、口里都是血,鲜血在喉咙里面“咕咕咕咕”地作响;三是妈妈的尸体在马路上被公开解剖,现场几百人围观。张扣扣亲眼看到妈妈的头皮被人割开,头骨被人锯开。

  这样惨绝人寰的血腥场面,对于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儿童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童年时期经受过这样巨大创伤的人,长大后是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正常人的。

  弗洛伊德说过:“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悲惨的童年经历,长大后再怎么成功、美满,心里都会有个洞,充斥着怀疑、不满足、没有安全感……不论治疗身体还是心理上的疾病,都应考虑患者童年发生的事。那些发生于童年时期的疾病是最严重、也是最难治愈的。”

  心理学上有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它的典型定义是:“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有许多症状,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症状是“记忆侵扰”,即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主要表现为患者的思维、记忆或梦中反复、不自主地涌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可出现严重的触景生情反应,甚至感觉创伤性事件好像再次发生一样。张扣扣本人曾供述“眼睛一闭,当年的场景就浮现了上来……经常梦见母亲去世的样子”。我们高度怀疑张扣扣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样的心理创伤和精神痛苦所激发的仇恨能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张扣扣在口供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心理经过:“王三娃用木棒将我母亲一棒打死,我也在现场,当时我年龄还小,只有13岁,我就想拿着刀将王三娃弄死,最后被我爸爸拉住了,当时我看到我妈鼻子口里都是血,心里非常痛苦,我就发誓一定要给我妈报仇,我还大声说:‘我不报仇,我就是狗日的。’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憋着这股仇恨。”

  张扣扣被仇恨的欲望所裹挟,被复仇的情绪所支配。而这仇恨的种子,却是别人播下的。张扣扣本人也是受害者,也是牺牲品。庭前会议上,我们曾申请对张扣扣进行精神鉴定,遗憾没有获得法庭许可。精神正常不正常,靠一些邻居同学的口供是无法证明的。我个人高度确信,张扣扣的心理创伤对其后续行为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意志自由这个层面,张扣扣是不同于正常人的,是受到限制的。现在以一种正常人的标准、用一种局外人的理性去要求张扣扣,去审判张扣扣,是在当年悲剧的基础上对张扣扣的又一次不公。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激烈的侵犯会导致复仇的欲望,而复仇的欲望只有得到排解,才能放弃复仇的行动。国内学者黄永锋总结了排遣复仇欲望的可能途径,包括:(1)借助诉诸神秘力量的报应思想;(2)通过得到所在群体的支持;(3)诉诸暴力反击;(4)寻求公权力救济;(5)通过忏悔和宽恕;(6)容忍并由时间抚慰。因此,为了实现社会控制,国家应当尽可能地向行为人提供代价更小的仇恨排遣途径。

  对于23年前的那场审判和判决,虽然陕西高院已经驳回了张扣扣父亲张福如的申诉,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张扣扣一家三口都认为这个判决太轻了。法院垄断了法律裁判权,但法院垄断不了正义评价的标准。正义有张普罗透斯的面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美国伟学家罗尔斯终其一生研究正义问题,最后给出的答案竟然是正义离不开直觉。

  23年前的那场审判,无法给予张扣扣足够的正义感受。张扣扣自己供述说:“王三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表面上是受到制裁判决了,但实际上是轻判了。”实际上,王正军虽然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但仅仅服刑四年就被释放。在此次事发前七八天,张扣扣还对他父亲说:“王自新家将我妈杀了,既没有偿命,又没有偿钱,我要收拾他们。”

  王正军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法律制裁,但案结事未了,张扣扣的心灵创伤并没有被抚平,张扣扣的复仇欲望也没有被排遣。更重要的是,王家从未向张扣扣家道歉、认过错,寻求过谅解。

  张扣扣在公安机关供述说:“在过去的22年中,王自新一家人始终没有给我们家道歉沟通过,也没有经济赔偿,这22年的仇恨在我的心里越来越严重,我就想把王自新他们一家人杀死给妈报仇,为了报仇我连媳妇和娃都没有要,我心里想的就是为了报仇,如果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给我们赔礼道歉,我也不会发生今天杀人的悲剧。”可以说,是王家自己首先存在重大过错,自己亲手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张扣扣自幼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即踏入社会。学历不高,加上幼年遭此打击,后面的工作和生活并不如意。辗转广东和浙江,但从事的多是保安、车间工人等底层职业。工作辛苦但收入微薄,经济长期拮据,期间还多次被人骗入传销组织。可以说,张扣扣社会融入过程极其不顺利,社会支持系统长期缺位,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脆弱和孤立无援。

  家庭也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爱。母亲离世,姐姐远嫁,张扣扣的大部分岁月都缺乏女性的关爱。父亲张福如小学文化,从小对张扣扣管教严格,只要是张扣扣跟别人发生冲突,不管谁对谁错,都要遭受父亲的责怪。父爱严苛有余,温情不足。以至于张扣扣的朋友曾秋英说他有很强的恋母情节。

  在张扣扣诉诸暴力反击以前,我们的社会对其复仇欲望根本未予关注,更不用说帮其疏导。张扣扣在母亲死去的当天,曾经仰天长啸,发誓为母报仇,但这样的声音没有被人重视。有利于社会的仇恨排遣通道统统阻塞了,只留下了一条暴力反击的通道。

  惨案发生后,我们去苛责张扣扣的残忍和暴力,却全然忘记了在之前整个社会对他的弃之不顾。没有心理疏导,没有帮扶关爱,任由一颗复仇的种子生根发芽。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张扣扣长大成人后,要么做一个畏畏缩缩、逆来顺受的木偶,要么就注定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古今中外,在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类型,复仇都是永恒的话题。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再到中国的《赵氏孤儿》,以复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至今仍是人类跨文化、跨地域的共同精神食粮。文学是人性和社会的反映,复仇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人性和社会基础的最好证明。

  中国传统司法实践对复仇案例大多给予了从轻发落。孔子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著名论述,儒家经典《礼记·曲礼》甚至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的说法。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鼎盛的时期之一,对复仇案件格外重视。《宋刑统》规定,地方官员遇到复仇案件,需要奏请皇帝敕裁,以期实现人伦天理和王朝法制在个案中的统一。

  《明律》明文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明朝律法对复仇杀人较之普通杀人,明确给予了减轻处罚。清律继承了明律的相关规定。清朝律法学者沈之奇曾经对此有过生动的注释:“义应复仇,故擅杀之罪轻。若目击其亲被杀,痛忿激切,即时手刃其仇,情义之正也,何罪之有?”

  在中国漫长的法制历史中,有许多经典的复仇案例。《宋史》中记载过一则“甄婆儿复仇案”,与张扣扣案非常相似:

  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愤怒悲泣,谓兄曰:‘我母为人所杀,妹流寄他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时方寒食,具酒肴诣母坟恸哭,归取条桑斧置袖中,往见知政。知政方与小儿戏,婆儿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有司以其事上请,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

  时至现代,复仇已经被正式的国家法彻底否定。但对于复仇现象和复仇案件,著名法学家朱苏力认为,不能简单的以一句“依法治国”给打发了。朱苏力认为,报复性反应是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和本能。任何物种不具有这种本能,都将被自然界淘汰。畏惧他人报复会减少对他人的侵犯,报复本能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博奕论意义上的合作互不侵犯,从而使人类进入了“文明”。

  而复仇本质上就是报复。报复是即时的复仇,复仇是迟滞的报复。根据现代法律,如果当场反击、即时报复,有可能会构成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从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而复仇之所以被现代法律禁止,理由之一是被侵犯者有时间寻求公权力救济,可以寻求司法替代。国家垄断合法暴力,个人复仇行为被法律强制转化为司法程序。

  而复仇之所以具有迟滞性、后发性,往往是因为当时不具有即时报复的能力。年仅13岁的张扣扣当时也曾想上去“拼命”,但被父亲阻拦。据张扣扣姐姐陈述,母亲被打死后,张扣扣抱着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发誓:“我长大要为你报仇。”当时的力量对比悬殊,张扣扣经过理智权衡,选择在自己“长大”后再去报仇。

  国内学者黄永锋曾经关注和研究过复仇心理学。根据他的理论,张扣扣的复仇心理过程可以概括如下:(1)王家对其母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2)眼睁睁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死去;(3)目睹母亲的尸体在马路边被公开解剖;(4)内心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羞辱;(5)内心的愤怒被激发,心理失衡,产生强烈的复仇欲望;(6)王正军被轻判,王家没有道歉和足额赔偿,复仇的欲望未能排遣;(7)社会融入不畅,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强化了复仇欲望;(8)暴力反击,复仇欲望发泄,心理恢复平衡。

  现代法律之所以禁止私力复仇,是因为提供了司法这样的替代选择。然而公权力并非无边无际,他在伸张正义的时候也必然存在各种局限,有其无法抵触和覆盖的边界。当公权力无法完成其替代职能,无法缓解受害者的正义焦渴的时候,复仇事件就有了一定的可原谅或可宽恕基础。

  不要支离破碎的去看待法律,而要将法律看作是一个连续、一往无前的发展整体。

  根据现行刑法,张扣扣的确犯有故意杀人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对于检察院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我们没有异议。我们也认同,法律应当对张扣扣的行为给予制裁。我们今天的辩护主要围绕量刑展开。

  无论是儒家经典的“荣复仇”,还是众多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的快意恩仇,复仇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版的自然法。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对复仇行为要么赦免其罪、要么从轻处罚、要么予以嘉勉,但从未进行从重处罚。而人伦天理和法制统一的矛盾冲突在王朝社会就已经存在,并非今天才有。

  诚然,现代的社会基础已与古时不同,现代的法治理念已与之前迥异,但儒家经典和传统律法背后所反应的人性基础和善恶观念仍然延续至今,并未全然中断。今天的我们是由过去的他们所塑造,今天的司法又怎能轻易地与传承千年的历史一刀两断?正如美国联邦官卡多佐所说:“不要支离破碎的去看待法律,而要将法律看作是一个连续、一往无前的发展整体。”审视和处理张扣扣案,历史的维度和民间法的维度不仅不是多余的,反而是必不可少的。

  权力可以集中,但正义必然是个体化的、分散化的。司法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摒弃民间的立场,完全忽略个体当事人的感受,有可能会导致正义的错位甚至正义的窒息。23年前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样的原因导致的。23年后,我们还要再一次重蹈这样的错误吗?

  张扣扣的行凶对象有着明确而严格的限定,对于一般的民众并无人身危险性。在回答为何要向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行凶时,张扣扣解释道:“是老二先挑起来的,是老二先打我妈的,王三娃是用棒把我妈打死的主要凶手,王校军是王三娃打死人之后打通层层关系的幕后操作人,王自新就是煽风点火的人,没有王自新说的‘打,往死里打,打死了老子顶到’这句话我妈也不会死,所以我才要杀死王自新他们四个人。”至于当时同样在家的杨桂英,虽然是王正军的母亲,但因为与23年前的案件无关,张扣扣并未对她有任何伤害举动。

  王家亲戚王汉儒在公安机关作证:“我当时劝张扣扣……张扣扣跟我和王利军说:‘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参与’。烧完车后,我听张扣扣说:‘我等了22年,我妈的仇终于报了’, 并在村道上举起两只手边走边说:‘等了22年,终于给妈妈报仇了’……”张扣扣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前科,足以说明张扣扣不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他的复仇行为导致了三条生命逝去,但他也有节制的一面,他的行为不会外溢到伤害无辜的程度。

  根据正式的国家法,虽然被害人存在过错、张扣扣有自首情节、家属有积极赔偿,但根据以往的判例,张扣扣的判决结果似乎不言而喻。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张扣扣这个案件有着极其的特殊性。这是一个典型的复仇案件,具备民间法的某些正义元素。因此,如果我们把正式的国家法作为一个整体框架,而不是作为一个完全封闭自足的系统;如果我们认为,正式的国家法仍然能够为民间法预留某些空间,或者仍然与民间法保留着某些对话、融合的可能通道,那么张扣扣应该能有生的希望。

  在我会见张扣扣的时候,张扣扣曾经问我:“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你一开始想的不一样?”我笑笑回答:“你的确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凶残。但你跟我不是同一类人。”张扣扣说:“我其实很随和的,生活中很少跟别人发生摩擦或者矛盾。”

  张扣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种大奸大恶的人吗?显然不是。邻居兼同学张良刚评价张扣扣“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不惹事,也不乱花钱,自尊心很强,对人有礼貌,爱干净的很,家里收拾的利索,衣服都是自己洗”;王家亲戚王汉儒评价“平时不爱出门,喜欢呆在屋里,小伙子还比较有礼貌”;朋友曾秋英评价:“和工友们在一起相处的很好,平时有说有笑,和别人都没有矛盾,扣扣这个人生活很节俭,很少乱花钱,也不到外面乱跑和也不出去玩”;前同事梁江召评价:“他和同事相处都很好,平时和同事也没发生过矛盾,他这个人做事尽职尽责,我们在一起还互相请吃饭,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大方的,别人请客吃饭,他也会请客……我和扣扣还是集团工作标兵”。可以说,张扣扣本质上并不是坏人。只是生活和命运让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选择。

  张扣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种手刃仇敌的大英雄吗?显然也不是。今天,我们并非是在广场上把张扣扣当作英雄进行簇拥和歌颂。相反,张扣扣今天是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他的行为在整体上,是被法律予以明确否定的。作为法律人,在张扣扣的整体行为评价上,我并无异议。

  简单的喊着正义或者邪恶的口号很容易,简单的说一句法律禁止私力复仇很容易。难的是,如何用法律人的理性和细致去勘查和勾勒正义的边界,如何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法律话语体系的前提下发现并兼顾被忽略的民间法,如何用法律人的良知和怜悯去斟酌和界分刑罚的合适重量,如何让一份司法判决既能承载法律的威严又能浸透人性的光辉。

  因此,今天我的辩护基调不是铿锵的,而是悲怆的。我要向法庭表达的不是强烈的要求,而是柔软的恳求。今天,我想用最诚恳的态度,恳求法庭能够刀下留人,给张扣扣留下一条生路。我期待法院能体谅人性的软弱,拿出慈悲心和同理心,针对此案做出一个可载入史册的伟大判决。

  在你们身上多数是人性,还有许多非人性,是一个未成形的侏儒,在迷雾中梦游,找寻着自己的清醒。我现在想说说你们身上的人性,因为熟识罪与罚的只有它,不是你们的神性,也不是迷雾中的侏儒。

  我常常听你们谈起犯了某个错误的人,好像他不是你们中的一员,而是一个闯入了你们世界的陌生人。然而我要说,即使是神圣正直之人,也不可能超越你们每个人心中的至善,同样,即使是邪恶软弱之人,也不可能低于你们心中的至恶。

  宛如一片孤叶,未经大树的默许就不能枯黄,那犯罪之人,未经你们全体的暗许就不能为非作歹。你们就像一列向着人类“神性面”迈进的队伍,你们是坦途,也是路人。

  若其中一人跌倒,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让他们小心避开绊脚的石头。他也是为了前面的人跌倒,他们步伐虽然迅捷稳健,然而却没有移走绊脚石。

  今天(4月11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东方网·纵相新闻在多个渠道直播了庭审经过,有超过250万人次在线观看。

  本次审理从上午9时开始,共持续了8个小时,至下午5时休庭2个小时,晚上7时再次开庭,共十小时——

  9时15分许,审判长指出,鉴于张扣扣案社会影响重大,证据材料较多,为了充分保障上诉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本庭于2019年3月22日召开了庭前会议。

  辩护人提出,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管辖存在严重不适宜的确定性事由,不应对本案行使管辖。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福如(张扣扣的父亲)提出的国家赔偿案件及申诉案件已经进行了处理,在没有查明两案是否合法的情况下,本案不适宜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对此,检察机关认为,张福如提出的国家赔偿及申诉案件是另外的案件,并非张扣扣案的审理内容。上述案件虽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但不是一个合议庭。且无证据证明合议庭有违法行为影响本案公正审理,建议驳回。

  合议庭评议认为,上述两案审判组织的组成、运用的诉讼程序和救济途径与本案审理的上诉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均不同,故同意检察机关意见,予以驳回。

  辩护人提出,根据张扣扣在2018年3月4日的讯问笔录,公安机关组织的张扣扣对抛弃作案刀具位置的辨认笔录、刀具的打捞记录都是公安机关采取引诱方式取得,申请对上述证据予以排除。

  检察机关认为,证人郭某系公安人员,其是在公安机关领导安排下,用乡情、友情感化,张扣扣自愿供述了其抛弃作案刀具的地点,不存在引诱取证。且笔录过程合法,系张扣扣自愿交代,不违反其意愿。故上述证据不属于非法证据。

  合议庭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但鉴于辩护人对上述证据持有异议,二审庭审时可对此证据进行质证。

  上诉人及辩护人认为,张扣扣性格属于偏执型障碍,作案时辨认能力存在,但控制能力削弱,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且一审驳回对张扣扣的精神病鉴定申请程序不合法,实体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二审对张扣扣作案时精神障碍程度进行鉴定。

  检察机关认为,作案前张扣扣准备作案工具,精心伪装,选择作案时机及作案对象。

  杀人过程中,张扣扣能准确地确定三被害人的身份,持刀分别捅刺被害人要害部位,连杀三人,时间选择大年三十(2月15日),地点选择被害人上坟回来的路上,用假枪威胁他人,烧车时火星溅射到他人车上还让他人灭火等行为表明,上诉人控制能力没有受任何其他因素影响。且张扣扣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购买食物藏匿,后到公安机关投案。

  其作案前、作案中及作案后思维清晰,精神状况正常,对自己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此外,张扣扣父系、母系亲属均无家族精神病史,张扣扣本人也无精神病既往史。

  综上,辩护人申请对张扣扣作案时精神障碍程度进行鉴定无事实依据,建议法庭予以驳回。

  上午10时许,审判员宣读一审判决书,鉴于控辩双方在庭前均已对一审判决书进行了详细的阅读和研究,故只宣读案由、主要事实、证据名称和判决主文。此后,上诉人、辩护人、检察员对一审判决的事实及定案证据发表意见。

  上诉人张扣扣表示对一审判决的事实及定案证据有意见,“我没有杀死王校军后再返回捅刺王正军。”

  辩护人指出,对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部分不足,并将在此后的质证环节详细发表。

  10时30分许,审判长总结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问题及法庭需重点调查的问题,包括:

  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张扣扣实施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犯罪的原因是否准确;

  4、上诉人张扣扣有无持刀在捅刺被害人王校军后返回对被害人王正军进行二次捅刺;

  11时许,张扣扣的辩护人对上诉人张扣扣的上诉理由、提出异议的事实及本案的焦点问题进行发问。

  辩护人提问,在看守所期间有无除办案民警以外的人对你进行讯问、交流?上诉人张扣扣表示,有。

  2018年8月,办案民警郭某带了一名女性,自称陕西省社会心理调查人员,与其进行了三次谈话。

  张扣扣指出,具体谈话内容包括从小到大成长的事情以及兴趣爱好,女性并未向其出示身份。

  庭审现场,张扣扣表示,这位女性工作人员曾向其赠送过一本书,名为《不要用爱控制我》,书页上有一段话:读书除了获取知识,还能获得内心安宁。

  张扣扣表示,我妈死时,我对天发誓要报仇,后来一直没见过王正军。2018年春节前,我在楼上发现王正军回家了,我看到他的瞬间就想起我妈被打死的场景。张扣扣指出,22年来,他一直在等,但是没有时机。

  当辩护人问及,一审认为你工作不顺,迁怒王家。张扣扣当庭表示不认可。“办案人员和我说生活事情,我起先拒绝回答,但警察和我聊天,我就说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做笔录,我认为这些事是办案人员诱供。检察机关以我个人生活情况起诉我,说我报复社会,我又不是神经病,怎么会随便杀人。”

  庭审现场,辩护人指出,张扣扣在案时心电图显示失常,张扣扣表示认同。“我受到刺激时心跳会加快”。

  当辩护人问及对其母亲被伤害致死案件的看法时,张扣扣明确表示:“不公平。”

  杀人案发后,张扣扣投案自首,辩护人提问称“你作案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吗?”张扣扣回应称,“是的,我想着现在的社会跑不掉,但我想这是我最后一个年了,想去看一次烟花。”

  张扣扣当庭表示,“为母报仇。”辩护人继续提问,打死你妈的是一人,为什么杀死三人。张扣扣回应:我记得老二老三一起打的我妈,然后王自新(王家父亲)还说往死里打,打死老子顶着。说完老三用棒子将我妈打死。

  张扣扣回忆称,1996年,他的母亲被王家父子打了之后当场晕过去。“就是在我家门口,我父亲将我妈抱去王家门口,当时王家有人,我父亲说你打的,你给看。我妈就在王家门口躺着,我妈后来清醒后爬回我家。当时她坐也坐不住,就在我家门口躺地上了。”

  “我抱着我妈,叫她,过了一会,我妈就没反应了。”张扣扣同时表示,母亲的尸体就在家门口的公路边上被解剖。“当时我在场,持续一小时左右。”

  张扣扣同时指出,自己不和别人讲母亲的事,除非和其特别好的人,不然都不说。

  张扣扣回应称:我不想有后顾之忧,我妈死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今天这一刻。“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了报仇,我不结婚,不想让我妈白死。王家老大还经常向我挑衅,还带着老婆从我家门前经过,挑衅我。(有一次)停在我面前,冲我点头,用挑衅的眼神,我当时没作出反应。”

  有关公诉人一审中指出张扣扣金钱至上。张扣扣当庭表示不认可:关于我生活的事情,都是办案人员诱导我说出的。

  谈及为何选择2018年除夕当天“报仇”,张扣扣说:“老三回来的早,老大和老二没回,我想等过年他们都回来。”

  在公安机关的供述里,张扣扣描述道,“我当时很犹豫,但是想到我妈死在我怀里的情景,我就下了杀人的决心。”张扣扣表示,这段内容属实,“我本来想在他们上坟时杀,但我心里害怕。就在路上等着。过程中,我将母亲的事情从头到尾回忆了一次,我心里就狠了起来。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没有恐惧和紧张,人和行尸走肉一样,不由自主捅人。”

  对此,张扣扣解释称,自己知道捅刺的是谁,杀人之前就想过自首。杀人后,还和姨夫表示自己会去自首。“现在的社会可能也跑不掉。”

  一审开庭时,张扣扣曾当庭表示自己为母报仇天经地义。二审现场,张扣扣再次强调:“我没做错,我是有血性的男人。”

  张扣扣回答,是看到王家老三回来的时候。当时决定杀几个?张扣扣表示,“四个,包括王某富。”张扣扣同时表示,在一审庭前会议上见到了王某富,王某富当时对他的律师进行辱骂,张扣扣当时对王某富说,“你应该庆幸你还活着。”

  检察员追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张扣扣回答,“大年三十他没有回去,他回去了我连他一起杀。”

  在检察员提问为什么选择大年三十祭祖回来的路上动手时,张扣扣表示“我认为只有这一天他们四个人才能凑齐,我一次杀完。”

  13时许,证人郭某出庭作证。郭某为南郑县公安民警,张扣扣案发后,负责为张扣扣做思想工作,此后的一天,张扣扣指认了刀子的藏匿地点。

  郭某表示,在张扣扣自首后,通过别的同事得知,张扣扣要见他。“我们从小认识,我回爷爷家就和他一起玩,他愿意相信我。”

  郭某当庭表示,未与张扣扣见面时,张扣扣拒绝交代藏刀的位置。此后其与张扣扣的见面并无录音、笔录。

  “我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当辩护人问及22年前张扣扣母亲案发时,郭某的爷爷是否在场。郭某称爷爷已去世,不想回答。

  对于郭某的证词,辩护人殷清利认为,郭某与本案有着切实的利害关系:郭某既是张扣扣案件侦察机关民警,其爷爷曾是张扣扣母亲一案证实张扣扣母亲过错的证人。郭某与上诉人是发小,据张扣扣称,郭某职位升迁了,希望法庭调取郭某警衔情况进行核实。

  其次,郭某承认对张扣扣做思想工作,但没有如实回答。对相关手续、程序的提问都进行了拒绝和回避。所以郭某通过感情交流的方式参与本案违反了刑诉法以及规定,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同时,殷清利也认为,郭某在有利害关系的前提下,没有办理合法手续,也没有进行回避,有理由认为其实施了引诱的方式。对此应当作出补充和合理解释。除了郭某出庭,其他情况并没有充分调查。这些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辩护人邓学平表示,郭某当庭证言真实性存疑,其证言和公安机关的证言多处不一致。其次,郭某对辩护人的问题回避闪躲,其身份不仅是证人,还是本案实际参与的办案人员。他要在法庭证明其取证是合法的,不能回避或者拒绝回答。

  此外,所有侦查审讯应该如实记录,可是这次审讯竟然没有记录。看起来是张扣扣自主带领侦查人员找到刀子,实际上,郭某在进行思想工作后,已经画图了,带领只是按图索骥,并不能保证证据独立自主。提前画图,是给上诉人引诱。辨认笔录和图纸都是在引诱下完成的,因予以排除。

  郭某用情感感化张扣扣如实供述,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合法方法,不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违法情况。对于张扣扣的供述内容有同步录音录像作证,不存在诱供的行为。

  关于刀子的真实地点,郭某和侦查人员事先均不知情,如何进行诱供?郭某并不是本案的侦查人员,所以郭某已表示自己是协助,辩护人也承认郭某的证人身份。

  张扣扣对于现场的指认是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进行的,并制作笔录载卷,根据法律规定,程序和内容是合法的。辨认笔录上有不少于两位侦查人员的签字就是合法的。

  关于郭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检察人员认为郭某和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郭某所带的心理辅导人员,是看守所对张扣扣进行心理辅导的,这是看守所的工作。

  检察人员认为,郭某发言和证言并无相悖之处。只是没有回答辩护人诱导性发问。辨认是公安机关主持的,并非张扣扣自主辨认,这一组证据和郭某的证言是为了反映张扣扣如实供述的态度。

  法庭上检察员公布了第九部分第一组上诉人张扣扣的相关供述。对于这份供述,检方表示,上诉人初中毕业至案发前生活、工作不顺利。无法达到有钱、有车和组建家庭的目标,既没有可依赖的家人,又没有可信赖的朋友,思想压力大。

  对生活现状不满,对未来失去信心,又缺乏自我排解途径,从而导致其思想扭曲,产生报复他人以泄私愤的动机——

  相关供述显示,张扣扣称,自己自幼在本地读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我杀害王自新,王校军、王正军三人,首先是为了我妈报仇,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我在外面打工好多次被骗,生活、工作也不太顺利,这个社会没有人情味,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从我被骗之后,我不相信任何人,我只相信钱。因为钱是万能的。”

  张扣扣在供述中表示,“但是我这些年工资比较低,没有挣到钱,加上我多次外出旅游,手头没有多少存款。因为没有钱,我思想上压力非常大,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在娶媳妇这个事上,我们本地娶个媳妇得花一二十万。”检方出示的证据中,张扣扣的供述称,“我这个人有骨气,不想给别人低头借钱,不然以后结婚压力太大了。”

  张扣扣表示,“这个社会太现实了,所有的亲情、友情都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1993年时,我同校的女子因为家里穷,最后自杀了。在我心里产生了阴影,改变了我的婚姻观。”

  据张扣扣供述,农历腊月十几日时,他与父亲大吵一架,他对父亲表示,“我妈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仇非报不可!我爸想劝也劝不动,最后和我爸大吵一架。”

  张扣扣称,吵架后其内心十分烦躁,“打工打工,两手空空,未来看不到希望。”相关供述中,张扣扣表示,“我的梦想是有了钱买了车,能够自驾游到处看看。但现在生活不如意,打工也看不到希望。”

  “第二天正好看到王正军回来了,当时在想我妈22年前被他用棒打死,王正军认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对我来说,事情还没有结束!这么多年我也没看见过他,我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张扣扣供述称。

  2017年腊月三十这一天,王家老三,老大,老汉都会到家中。“本来我想等老二回来 一起动手报仇,但是老二一直没回来,我等不及了,于是我就动手实施了犯罪。”

  张扣扣还表示,“如果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给我们赔礼道歉,或者是我生活过好了,自己有钱了,娶妻生子了,也不会发生杀人的悲剧了。”

  “我是听到一个女的再喊:精神病杀人了!”在检方公布的这份供述中,张扣扣表示,在作案时他戴着帽子、口罩,“他们一时惊慌失措,在这种极度慌张的情况下,有人会喊精神病杀人了这句话。”

  同时,张扣扣供述称,“如果我不伪装自己,他们就会喊张扣扣杀人了,而不是精神病杀人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为啥杀人,也知道我没有精神病。”

  对于这一系列证据,张扣扣当庭表示,“公安套我话,说是跟我闲聊,说是不记在笔录上,现在成笔录了。”

  检察员当庭表示,因辩护人对本组16名证人关于张扣扣精神状态的证言有异议。检察员重点对16名证人关于张扣扣精神状态证言进行节选。

  检察员指出,从16名证人的证言中证实,张扣扣平时身体,精神状况正常,且无家族精神病史。此外,张扣扣在外务工期间身体、精神状况均正常。

  “心电图上显示的V1V2导联呈RSR(QR)右室传导延迟,以及壁心外膜下心肌损伤的可能性(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是心电图仪器分析的结果,分析结果不是很准确,要以医生分析确认为准。”检方公布的证据中,南郑区医院心电图检查医生如实表述。

  “2018年2月17日下午,公安民警带着张扣扣到医院进行入所体检,经检查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入所体检医生吉某的证言指出,张扣扣的右手食指、中指有创口,进行了包扎处理,其他位置没有发现外伤。

  “心电图图谱基本是正常的,当时我给张扣扣做检查时,张扣扣的身体、精神状态都是正常的。”吉某表示。

  “我认为这些人的判断,包括其家人的判断不准确。”辩护人殷清利指出,“张扣扣常年在外打工,与本案显示的心电图客观证据矛盾,应该从客观出发,对张扣扣做相应鉴定,确定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殷清利同时指出,这些证据均是作案前和作案后,特别是入伍体检,距离案发时间很长,不具备参考意义。检察员出示的证据与需要证实的张扣扣作案时是否存在精神障碍,关联性不大。

  辩护人邓学平认为,张扣扣作案时有无精神障碍,证据的效力不是数量决定的。张扣扣的亲属、同学、邻居,他们有什么能力证明张扣扣的精神状态?

  其次,张扣扣没有精神病史,并不代表张扣扣本人没有精神病。没有去检查并不代表就没有。

  其五,诉讼法明确规定,推断、猜测性言论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因此以上证据属于猜测性,不应采信。

  对此,检方表示证人证言包括张扣扣父母、亲属及村民等,这些证言证明是客观的。入伍体检反映的是入伍时的客观情况。这些证据形式合法,内容真实。

  关于作案时的情况,检方认为,根据张扣扣多次供述,其作案前精心预谋、观察位置、制作燃烧瓶、撕掉手枪装饰条,作案选择被害人无防备时实施,在烧车时能理智提醒张良某,作案后不带手机,反侦察意识强。结合本案证据,检方认为张扣扣身体健康,心理正常,没有必要做鉴定。

  在合议庭交流后,审判长表示,对检察员出示的证据,控辩双方发表了质证意见,大家站在各自立场,认为证明的问题不一样。经合议庭评议,作为证人证言证明的当时现状,从证据的三性来看,对上述证据,合议庭予以确认。

  殷清利指出,我国法治进程中,存在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然而,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正义。本案以上程序问题无法全面解决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张扣扣这一案件上很难实现程序与实体的结合。

  邓学平表示,法院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这个权力并非天生。司法主权在民,剥夺一个人生命,不可违逆多数民意。张扣扣的生死去留,不可轻忽社情民意。在界定社会的终极行为这一问题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

  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并非孤立的事件。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张扣扣的行为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情形。依法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留张扣扣一命,同时限制其减刑,让其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也许才可以实现本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019年1月6日上午,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曾来到张扣扣案发生地陕西汉中南郑区王坪村,我们到达村委时,这里正在举行扶贫会议。经历了当年整个事件发酵过程的村支书,为我们讲述了张王两家30多年的恩怨。

  现任村支书的王先生,早在80年代就在王坪村担任村长,他本人与张扣扣家有着远房亲戚的关系,张扣扣的参军,最早也是来源于他的建议。对于张王两家的恩怨,可能最有发言权的就是他。

  当我们提及网络上对此案的种种揣测,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采访中,他不断用独有的陕西腔重复这句话:“他们胡说八道,颠倒黑白。”

  80年代前后,王家陆续做过承包村中稻谷加工厂及生猪贩卖的生意,而在此过程中,在张扣扣案中被杀害的王自新曾陆续邀请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参与经营工作。同处贫困村,张王两家的这种交集,是典型的邻里和睦的标志。

  两家关系的转变发生于90年代早期,王先生回忆说:“那个时候王家做贩猪生意,在和张家合伙了一年多以后,就不带张家了,两家人就有点生分了。”

  在此之后,张家与王家又陆续发生了几次龃龉。在公开报道中,1996年王正军故意伤害致死案,有两家存在“宅基地纠纷问题”的表述。而在该案的相关文书中,又有“汪秀萍(张扣扣母)过往与被告人王正军之母杨桂英关系不睦”的表述。

  在张扣扣案发生后,接受央视采访的张福如则将两家的矛盾归结为稻谷加工厂承包问题上:“我交给他家先包,明年我再包……他们包后挣到钱了,不让我包了,女的(妻子汪秀萍)心里不舒服。”

  对于王福如的这种说法,在村中工作多年的王先生无法认同。他说:“这个加工厂早在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前,就是委托王家管理的,那个时候还是挣工分。”

  说起这一段千头万绪的故事,王先生和同在村委的几位村干部都不胜唏嘘。而这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最终却引发了肢体冲突并导致人命案的发生,同村人更是无不震惊。在感叹当事双方的不理智的同时,王先生也对汪秀萍的作风毫不讳言。

  “她的脾气太大了,同村人都怕她,遇到事情能从外面追着你骂,坐到你家里骂人。”

  在1996年汪秀萍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的公开资料中,有汪秀萍“朝路过的王富军吐唾沫”的表述。

  对此,熟知汪秀萍性格的王先生表示并不奇怪。他说:“她平时就会骂骂咧咧的,知道她的都躲着她。”

  随着张扣扣案被热炒,22年前的旧事不断被提起,其中最为引人“遐想”的细节,就是张扣扣的姐姐张丽波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声色俱厉的这句话:

  “很多人出来做的假证,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家当官,在农村就是谁当官我向着谁说话,这是一个事实,假如说我爸爸当官,老百姓都向着我们说话。”

  当年王家老大王校军真的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够左右案件?王先生告诉我们,当时的王校军只是在一个偏远的贫困乡做文员。

  而同在村委接受采访的一位扶贫官员脱口而出地说:“说的好听点他是文员,说难听点他就是个接电话的!”

  据央视报道,1996年,王校军在当地的庙坝乡政府办公室已工作了四年,案发时,他升任乡政府任党政办主任仅两个月。

  同村人告诉纵相新闻记者,事发当天,王校军还在庙坝上班,听到家中出事的消息后,连夜赶回,到家时已是凌晨。

  值得注意的是,据公开消息,王校军2018年遇害时司职南郑区红寺湖景区管理处主任,行政级别为正科。据此,王先生与村委中的工作人员们都认为,说当年的王校军干涉司法,根本是无稽之谈。

  这里所谓的“作假证”,在网络上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凶手被“掉包”的说法。张扣扣案爆发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张扣扣父亲张福如明确表示用木棒打人的是王家二子王富军,后被其弟王正军“顶包”,原因是王正军未满十八周岁,可以“从轻处罚”。

  此说法不仅被王先生等村民反对,也为陕西省高院的调查所证伪。针对1996年王正军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中的疑问,王福如分别于2018年7月和2018年11月,向汉中市中院及高院提出了申诉,但经法院调查后,均被驳回。

  与此同时,张扣扣的辩护律师邓学平也在之后的采访中告诉纵相新闻记者,事实上作为当年惨剧的亲历者,张扣扣本人对“顶包”的说法也是不认可的。

  对惨案的亲历,不仅意味着对真相的了解,更意味着仇怨的深刻。作为当年惨案的受害方,22年后选择复仇的张扣扣最终成为了施害方。

  据村民回忆,汪秀萍被故意伤害致死时,张扣扣年仅12岁(实际为13岁),那时的张扣扣还不知道张王两家以往的交集,但亲眼见证母亲死亡的经历却是惨痛的。

  据村中人回忆,张扣扣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在村中遇到长辈“也知道打招呼”。因而案件的爆发让所有人始料不及,作为父亲的张福如及其姐张丽波也在事后表示“完全想不到他会报仇”。

  “按照我们村情况来看,他(张扣扣)家的生活条件处于中等水平,如果没有这个案子发生,他们家的生活条件,应该比王家还要好一些。”王先生不无遗憾地说。

  张丽波在此前接受采访时也曾悲痛地说:“如果他不报仇,说不定有天娶个媳妇,有妻有子,热热闹闹还是一家人。”

  然而覆水难收,张扣扣所犯的案子,在汉中已几乎家喻户晓,对于这起恶劣的杀人案,叹息者众,而对张扣扣的结局持乐观态度者寡。正如张丽波此前接受采访时所说:“复仇没什么好下场。”

  此次采访中,我们未能见到张福如,村委工作人员以张福如“上了年纪容易激动,怕影响2天后的庭审”为由阻止了我们的探访。

  对于他的近况,王先生则这样说:“他身体不错,前几天刚杀了头年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